為什麼不用母語學中文﹖

的地得
陳婉雯
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

幾年前,當我發現女兒不一定能直升就讀幼稚園的連繫小學時,頓時驚惶失惜。只為她報考了一間小學的我唯有四出尋校。我並不想要什麼知名或貴族學校,只期望找到一間重視愉快學習,沒有太大考試壓力的小學。我更希望為她找一所以中文為教學語言,並用廣東話教授中文的學校。
想不到,在這個接近九成人口以廣東話為母語的城市,要找一間以廣東話教中文的學校竟然十分困難。
推廣廣東話的組織「港語學」在2013年向512間小學及454間中學進行全面調查,結果顯示全港百分之七十一的小學及百分之廿五的中學均設有「普教中」 班別(以普通話作為中國語文科教學語言),即是說,這些學校所最少有一班,甚至全部班別以普通話教中文。
今天官員們每被問及普教中問題,必會重覆指「這是遠程目標」。原來,為政府提供語文教育建議的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語常會),曾在2008年宣佈撥款二億,為有意轉用普通話教中文的學校提供協助。那麼,普教中這個遠程目標什麼時候才全面推行呢,卻又沒有時間表。不禁令人疑惑:這個遠程目標究竟從何而來﹖又是根據什麼理由訂立﹖為尋找答案,我唯有翻查歷史。

「遠程目標」的神秘源頭
1982年,當時的殖民地政府邀請國際顧問團檢視香港教育制度。顧問報告建議以廣東話作為最初九年教育(小一至中三)的教學語言,使教與學都能以學生「心中的語言」進行。有關建議輔以大量實証,証明母語教學更為有效。
至於普通話,顧問團建議小學階段以公帑資助的課外活動形式教授,中學階段則列入正規課程,作為獨立科目教授。
1996年教統會第六號報告指出,普通話應該是香港中小學核心課程的一部分,並提出由2000年起加入中學會考作獨立科目。報告更指示「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應進一步研究在學校課程綱要中¬¬普通話科和中文科的關係,以確定在短期及長遠方面,哪一種安排會較為合適,即應把普通話分開教授,還是將之納入中文科課程內」。請注意,這階段並沒有提及以普通話作為中文科的教學語言,更別說是唯一的教學語言了。
香港回歸之後一年,1998年港府委托一項研究,目的是檢視用普通話教授中文科的效用,預期2001年完成。但有關研究尚未完成,這個「遠程目標」便首次出現了。
99年10月,課程發展議會在其「香港學校課程的整體檢視報告」中說﹕「以用普通話教中文為遠程目標」。
隨後,語常會2003年的一份報告又說:「我們非常贊成課程發展議會的長遠展望,就是使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但同一份報告又指出:「目前仍未有確實證據,證明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的學生的一般中文能力會有所改善。其中兩項研究發現,以普通話學習的學生的中文能力,與以廣東話學習的學生並無分別,甚或表現更差。」
中學中國語文科老師施安娜一直關注普教中問題,她指出,政府從未提出令人滿意的解釋,為什麼將普教中訂為中文科的遠程目標。至於用普通話教中文是否更有效,相關的學術研究眾說紛紜,並沒有發現普通話教學能提高整體中文水準。
捍衛粵語的團體如「港語學」等認為,這個所謂遠程目標是政治性的,一方面欲淡化香港人對本土語言的依頼,另方面進一步推廣與內地的文化融合。
然而,普教中的倡議者則多數公開宣揚普教中的經濟效益,多於其教育功用。

「我手寫我口」
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究發展中心是88年獲港府委托研究普教中效用的機構之一,我請教中心主任林建平教授關於普教中的理據。正如很多支持普教中人士一樣,林教授肯定地說,學生用普通話學中文會學得更好,這是他的基本信念。因為用普通話學習中文,中文的聽、說、讀、寫各方面,學生們都用同一語碼。相反,用廣東話學中文,學生需要作語碼轉換。
「始終廣東話只是一種方言,我們不能只書寫方言,若在聽和講方面用廣東話,寫的時候便要將句子規範化,要轉換詞彙甚至句子。」林建平認為用普通話教中文很合理,因為普通話最接近現代標準書面語,而廣東話只是方言,不單不容易書寫,亦不適合正規書寫形式。
對很多人來說,這種說法很配合自五四運動以來一直強調「我手寫我口」的理念。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改變當時以文言文為正規的標準,「我手寫我口」是核心信念。這正是被很多支持普教中的學校、學者及教育專家廣泛引用的理據,亦為一般家長輕易接受。
但,這並不是每個人都接受的真理。
香港大學中文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謝錫金教授不同意普教中令學生學得更好,亦不接受因為中文課堂中使用的廣東話不是標準書面語,學生必須經過內部轉碼的腦運動才能書寫的說法。
謝指出,教科書都以標準中文書寫,亦能以廣東話朗讀,而且,中文科老師使用的並不是街頭俚語式的廣東話:「他們說很好的粵語,很好的中文。」他補充說,正規的粵語一樣文雅得體,很多方面保留著中文的傳統。「口語和書寫語的分別,其實視乎個人的教育水平、閱讀經驗和文化修養。」
謝說,如果說好普通話便能寫好中文,那麼北京及中國東北的學生在內地高考的中文科應該最高分,因為他們的普通話最純正。但根據資料,山東、江蘇和浙江省的學生中文科得分更高。「江蘇、浙江地區都說地區方言,但他們同時擁有深厚的文學傳統和完善的出版業。」
謝認為,用廣東話教授中文的好處遠超用普通話,前者讓老師學生能用母語自在地溝通,帶來更活潑深入的討論,有利深度學習。普通話對大部分學生來說,卻儼如外語。

証據互相矛盾

香港教育學院鄧城鋒教授是港府委托進行普教中有效性追蹤研究的學者之一,他在四月接受明報訪問時表示,他對全面轉向普教中有保留,因為目前並無証據顯示用普通話教中文更好。
但普教中支持者林建平教授說,他的課堂觀察及前線老師的報告均顯示,普教中的學生表現較佳,「我們見到進步,例如學生能寫較長文章,而且有意識地減少使用廣東話口語和詞彙。他們較容易適應(書寫)。」林同意較難找到量化研究作為佐証,但個人及其他老師的經驗告訴他,這是事實。
進步教師同盟的施安娜在本地中學分別任教中文科及普通話科,她反駁林稱,文章較長及減少使用廣東話口語並不一定是好文章。「這只是很表面的進步,正如鄧城鋒教授說,文章的命題立意、結構佈局才更重要。而這些與普通話無關。」
這或許能解釋,不少普教中的中學,到學生升至高中,要應付公開試時,又轉回用廣東話教授中文科。 (港語學2013年調查結果)
2011年公佈的一項調查,以十年前轉用普教中的一間學校作對象,負責的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譚彩鳯教授發現,學校管理層對轉用普教中興致勃勃,因為他們相信普教中有助提升校譽,能吸引學習能力較高的學生。這與普教中支持者林建平,或批評者謝錫金都同意的一個說法不謀而合 – 令普教中迅速成為主流的也許不是政府,而是是學校和家長。
譚教授的研究同時發現,老師的意見比較矛盾,他們相信普教中有助改進學生的普通話,但不認為會提高他們的整體中文能力。有些曾經歷教學語言轉變的資深中文教師更發現,實行普教中後,學生語文流利程度下降,公開試的中文科合格率亦有下跌,由百分百合格下降至百分之九十。
謝錫金說﹕「我相信政府知道不行,沒有証據証明普教中有效,所以至今仍沒有全面推行的時間表。」

作出明智選擇
文章開首我提及有關女兒找小學的困境,她最終獲幼稚園的連繫小學取錄,而我也選擇了讓她入讀全級唯一用廣東話教中文的班,其餘四班都用普通話教中文。大部分女兒同班同學的父母告訴我,他們刻意選擇廣東話班,因為覺得用家裡用的語言來學習對孩子較好。其中幾位說因為廣東話是香港文化及身份認同的重要部分。但有一位家長說,是教育界人士建議她讓孩子入廣東話班的,另一位家長則說只因普教中班已滿。兩位都說,如果可以,想轉入普教中班。
我對於女兒以前的幼稚園同學最終選擇用廣東話還是普通話學中文,甚感好奇,於是聯絡他們的父母。十一位回覆者中,七人的子女入讀普教中班,父母解釋選擇普教中,是想孩子能說地道水準的普通話,相信能幫助孩子中文寫得更好及對未來工作有幫助。
三位父母說沒有發現孩子的中文能力有任何變化,兩位說有好的影響,但亦有兩位說有壞影響。其中一人說她的兒子有時會混淆「的」、「地」及「得」幾個中文字,這三字廣東讀音不同,但普通話則相同。她說﹕「原來寫得一手良好中文不是靠普通話,而是靠一個人的文化水平及閱讀多少而來,我一早知道就好了。」
談到閱讀,香港的小學生水準極高。2011年一項針對49個國家及地區進行小學生的閱讀能力研究結果,香港小學生排第一,領先排第七的台灣。看來,香港這個以廣東話為主的城市並沒有影響我們孩子的閱讀能力,這可是良好書寫能力的基礎。
是否應用普通話學中文的問題已經變得極度政治化及情緒化,但放開政治和情緒,最重要的問題始終是 – 普教中是不是一個較好的教育選擇﹖我們作出選擇時究竟有沒有足夠資訊﹖
在看過眾多資料及和專家訪談後,我只能確定普教中能令學生普通話更流利,但透過獨立科目學普通話也可達至同樣成果。普教中的學生書寫時或會減少使用廣東口語、詞彙和文法,但不能說普教中能提升整體中文能力。
對家長來說,我們漸漸變得無可選擇,雖然不是所有學校都全部用普通話教中文,但很多和我談過的家長都同意,廣東話中文班愈來愈變得低人一等。學習能力強的孩子會被導向或被編入普教中班,家長會因擔心孩子被標籤而避免選擇廣東話中文班。
港府提供金錢及人力資源誘因,鼓勵學校轉向普教中之際,辦學團體、學校管理層、家長,以至坊間一眾因普教中而受惠的補習班、課外活動等機構,亦同時合力推動普教中。可是,這卻只是一個既缺乏清晰証據,不知從何而來,並有巨大政治含義的「遠程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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